自宝明在和义进行消夏专场演出以来,几乎每场必到,有一席话不吐不快。一家之言,不一定准确,愿敬奉诸君,愿与之共勉,兼愿宝明之明天更加美好。
首先,这是一批充满热情并爱相声的年青人,演出不惜力,更无疲惫、怠惰之感,每每演出必倾尽所能,很是值得称赞。
其次,许多演员都有自己的独到之处,看了许久的演出,可圈可点的不少:李明刚、李毅宣可谓每演必火,如《论捧逗》、《新树没叶》,极具天津相声之风格(我曾在天津谦祥益、北京德云社看过现场演出,认为京津两地各具味道,且大有不同);刘明涛台风潇洒,如《五星楼》、《对春联》(顺便说一句,刘明涛也是宝明队中我个人最欣赏的演员,但绝无他意,其风格稳健,不急不缓、娓娓到来,颇有几分京门相声韵味);高菲捧逗俱佳,而且尤擅快板;辛明章的贯口、刘涛的京剧等等,而我认为这段时间进步最快的当是李嘉鹏,其风格逐渐趋于成熟,虽不能独当一面,但建议能给他更大的发挥空间。
再次,提出几点看法。
一、 演出现场切不可为追求效果而追求效果。我能够体会现场效果对于演员心理的影响,因为本身也有过不同的体会。然而效果的产生应当依靠作品,而非所谓的台上台下“互动”。这其中包括台下候场演员和部分观众。因为场地所限,候场演员也坐在观众之中,如果台上演员说道好处,大可以鼓掌或叫好,甚至接话。但接话不宜过多,特别是一个包袱抖开,台下演员接不同的话,你一言、我一语,极大削弱了原来包袱的效果,不利于台上演员把握作品的发展方向;此外,台上演员与台下观众的互动也应有所节制,特别是一些儿童观众,要用得巧,收得助。上周的《聘文书》应是一例,这两个方面的问题都有。这段活本身是有的演的,但主要因为这两方面的原因,使得作品本身失去了色彩。对于台下演员,时逗哏的辛明章曾点道:“改群口活了。”但控制的效果不明显。对于台下的儿童观众,似乎没有太多的办法。其实整场演出前排的几个孩子都在“刨”,但基本都不在点儿上。李喆的那场《武坠子》就没受影响。其实对于此种情况可以基本不予理睬,如果只在开头的伦理哏上用一下几个孩子,随后不再搭话,这段《聘文书》还是能出几个彩儿的,特别是几个“我是出钱的!”,包袱应该会响。
二、 道具的使用,特别是扇子的使用。扇子在特定的情节中表示特定的道具,如笔、刀、剑、纸等,但最不应该当扇子。演员热了,可以擦汗,绝不能用扇子扇,或者手里没东西,因为紧张而拿起扇子。上周杨柳、刘涛的《学吃喝》中,刘涛有这个毛病。《聘文书》中辛明章为了刻画人物也在不停地扇扇子,此种做法还是能省则省,我以为只有在《文章会》、《对春联》等以文哏见长的段子中,逗哏才可将扇做扇用,《聘文书》既然要表现一个没文化的人,扇子不应该是首选,尽管扇得很快。
三、 伦理哏。这是天津相声的长处,然京味相声对于伦理哏的使用似乎较为狭隘,我想这与侯宝林大师不无关系。然相声泰斗马三立似乎并无诸多伦理哏作品留世。当然,《反七口》等作品还是有其成功之处的,但我以为普通作品中切忌伦理哏一掛到底。
相声是门很深奥的艺术,应当以笑为主,虽不必讲高台教化,但作品中必须有成功的人物塑造。说学逗唱,四门功课也俱是为刻画人物,从这点上说,我更同意马季老师的说法:“说学唱表,逗在其中。”以上有班门弄斧之嫌,却不失忠爱相声之实,还是那句话:愿与诸君共勉,兼愿宝明之明天更加美好。
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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希望队长同志能好好看看。
为了感谢您的建议本期和义场赠票一张!望请笑纳!~
尤其是台下与台上互动一段,希望队长好好看看,一定有所帮助。
关于李嘉鹏,记得07年7月看的第一场中,似有他的表演,到今日已经一年,进步可谓突飞猛进,想来还是态度决定的。